形式主義作為一種典型的、常見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與黨的的性質、宗旨、優良作風截然對立，是整治黨內“四風”問題的關鍵所在。恩格斯曾借用德國詩人海涅的名言“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對無產階級陣營內部的形式主義者作了辛辣諷刺。
早在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就一針見血地批評：“為什么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群眾，就是這種形式主義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黨中央發起了延安整風運動。1941年8月18日，陜甘寧邊區交通廳的主要負責人高克林提交了一篇題為《魯忠才長征記》的調查報告，介紹了富縣打破國民黨的封鎖去定邊鹽池運鹽的過程，并對當時運鹽所用的牲口數量、來回富縣與定邊兩地的時間、沿途的各類情況做了細致記載。毛澤東在閱讀《魯忠才長征記》后認為，這篇報告語言簡潔、立足實際，把復雜的經濟問題講得生動具體，克服了夸夸其談的老毛病，并在給這篇報告寫的按語中稱，“把那些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掃掉”。
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積極推動下，重視調查研究的現象在黨內蔚然成風，成為改造形式主義土壤的實踐工具。調查研究的開展，使黨的高級干部走出書齋、了解社會的實際情況，創造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形式、新樣態。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進京趕考”的執政考驗，中國共產黨將整治基層工作中的形式主義作為鞏固和建設政權的重要手段。1952年年底，黨中央針對基層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下派任務多、干部職銜多、公文報表多、活動會議多和機構配置多等“五多”問題，進行了一次針對形式主義的專項整治。
例如，當時長沙一區委書記反映，區委每10天左右雖只布置兩三項工作，但經區長、專署干部，黨、農、青、婦、文教、合作、銀行、稅收等干部一補充就成了10多件。華北局在報告中提及，河北鹽山縣農村除隨便召開賣豆餅、賣酒等群眾大會，孤立地召開各系統的干部會議、業務會議外，有的村莊竟然在一個月內召開群眾大會達28次之多。遼東省則在抽查中發現，在1952年第三季度內，省屬11個單位、20個縣市和5個區鎮就自行頒發了316種調查統計表格，“很多互相重復、毫無意義”，其中發到區村鎮一級的便有145種。
為了解決“五多”問題，黨中央要求各地方、各部門重點解決領導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和分散主義，堅決廢止引起“五多”問題的不良制度，并對規定任務、召集會議、調人集訓等具體問題按照實際可行的情況，加以適當調整。黨中央通過破除誘發“五多”問題的舊有制度，建立“有領導的統一的和適合情況的制度和辦法”，切實為基層黨員干部減負、增效，為消解基層工作存在的形式主義探索出了寶貴經驗，有力地推動了地方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向前發展。
以史為鑒，知古鑒今。形式主義的產生有其復雜的歷史背景和特定的內外環境。一方面，形式主義往往與官僚主義相伴而生、共同出現，官僚主義是形式主義的產生根源，形式主義是官僚主義的外在表現，整治形式主義需要與整治官僚主義協同推進。另一方面，形式主義又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落后保守密切相關，錯誤的群眾觀、扭曲的政績觀、異化的權力觀加深了形式主義的蔓延與擴散，增加了整治形式主義的難度。
回顧中國共產黨整治形式主義的歷史與案例，可以總結出以下五條基本經驗：
第一，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以壯士斷腕的政治勇氣和刀刃向內的政治魄力，堅定不移、持續不斷地整治包括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在內的黨內一切不正之風和歪風邪氣。
第二，加強調查研究，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既要反對教條主義和保守主義，又要反對地方主義和分散主義，因地制宜、靈活有效地開展實際工作。
第三，樹立正確的群眾觀、政績觀和權力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時刻警惕“政績工程”“形象工程”。
第四，提升地方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拓展基層治理的政策工具箱，豐富基層治理的技術和手段。
第五，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在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具體實踐中，站穩群眾立場、貫徹群眾路線，敢于打破形式主義的陳規陋習，未雨綢繆、防微杜漸，將形式主義的苗頭和傾向及時扼殺在萌芽階段。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聘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