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阿爾泰山的雪未化盡，牧民們已在克勒迭能驛站前緊著鞍具。站在木柵欄前，我想起小時候跟著父親轉場的事。那時，我們天未亮就踩著露水趕路，我縮在父親羊皮襖后躲風。如今，我仍隨轉場的隊伍遷徙，只是從拽袍角的孩子，變成幫助困難群眾解決實際問題的到村任職選調生。
作為出生在新疆哈巴河縣牧區里的哈薩克族孩子，我深知牧區的每一條路依舊連著我和草原。2021年，我帶著法學專業知識和雙語優勢回到牧區，擔任哈巴河縣加依勒瑪鄉加依勒瑪村村黨支部書記助理，盡我所能服務草原上的鄉村振興。
第一次被鄉政府派來服務馬隊轉場時，我連鞍韉都綁不利索。克勒迭能驛站的晨霧里，阿依波力大哥笑著把抱緊文件的我拽上馬背：“選調生丫頭，在馬背上抓緊韁繩要緊！”顛簸的牧道上，我學著用皮繩捆氈房支架，卻總在顛簸中散成一地。博肯大爺叼著莫合煙打趣：“這繩子得像政策一樣，扎進土里才穩當。”
原來，草原的學問不在紙上，而在風霜磨出的繭子里。
那日隨隊去多恩尕勒克牧場，煮奶茶時加娜爾姐突然問我：“知道為啥要往銅壺里撒鹽？”見我搖頭，她舀起一勺奶皮子：“就像你們年輕人剛來牧區，總急著講道理，可牧民心里那桿秤，得用實打實的熱乎勁兒才能焐熱。”后來跟著獸醫站的姐姐哥哥們一起巡診，我蹲在羊圈里幫抓羔子，袖口沾滿草屑和血漬。當博肯大爺主動問我“冬羔咳嗽該喂啥草藥”時，我才明白，信任是從指尖的溫度開始的。
如今再進山，馬褡褳里依然裝著政策手冊，但更多時候是用來墊著給牧民寫申請書的。在那仁牧場的星空下，我用手機幫哈那提大哥拍合作社的羊群視頻，他教我辨認北斗星指向的夏牧場方向。轉場路上最亮的燈，或許不是投影儀的光，而是阿依古麗大嬸遞來的熱馕里，那簇裹著酥油的暖光。
最深的觸動發生在夏加蓋特牧場。流動醫療隊的加娜爾姐接生早產羊羔時，讓我舉著手電筒當無影燈。羊水混著血水浸透手套，新生羔子的顫鳴和母羊疲憊的喘息中，我聽見護邊員葉爾江低聲哼起古老的催乳曲。
原來，“服務”是把自己變成另一株駱駝刺，把根扎進牧道每一寸皺裂的皮膚里。
以那次經歷為起點，我聯系鄉鎮衛生院為牧區里的群眾宣傳醫療知識，動員32名婦女參加急救培訓。當19歲的阿依江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救下被奶疙瘩卡住的孩子時，她紅著眼眶說：“原來我的雙手不僅能擠奶，還可以救人。”
草原上的牛羊都是牧民賴以生存的財產，我對接鄉里的畜牧辦，將傳統接羔技藝與科學助產手冊結合，制成哈漢雙語的宣傳手冊，教授牧區群眾如何降低牛羊病害。同時，我利用新媒體架起產銷橋梁，白天幫哈那提大哥的合作社拍攝羊群視頻，深夜在氈房里拍攝素材，讓哈那提大哥的牛羊有出路。
我是法學專業畢業的，必須讓專業在村里派上用場。去年秋天調解草場糾紛時，我真正見識了“法律明白人”的力量。當兩家族人為三畝打草場劍拔弩張時，2023年干牧業工作的努爾夏提姐掏出了皺巴巴的《草原承包經營權證》。“老哥，咱們按紅本本說話，比按馬鞭說話管用。”她指著證件上的二維碼，“不信你掃掃，地界線在云端存著呢！”
這場景讓我萌生創建“馬背普法隊”的念頭。我組織返鄉大學生將《民法典》改編成阿肯彈唱，把“居住權”唱作“氈房頂上的星星永不滅”，讓“繼承法”變成“駿馬總要回到出生的牧場”。在那仁牧場的云杉林間，我們搭起“移動法庭”，用哈漢雙語審理糾紛。當七旬的瑪依努爾奶奶顫抖著舉起《草原承包合同》，用漢語說出“根據物權法第五十八條”時，圍觀牧民的掌聲驚飛了山鷹。這一年，我們成功調解37起糾紛，草場沖突同比下降60%。
秋風漫過額爾齊斯河畔時，我的工作日志已寫滿牧民口述的“草原法典”：“馬群踏過的草場要留給風調解，法律丈量的土地要交給心守護。”撫摸著胸前的黨員徽章與法律職業資格證，金屬的堅硬與羊皮的溫潤在掌心交融。轉場駝隊馱著雙語版《邊境管理法規圖解》漸行漸遠，我知道自己不再是那個捧著《法理學》空談正義的書生，而是用法律紋刻游牧文明的“邊境司南”，在每場氈房調解、每次牧道普法的晨昏里，將現代法治理念釀成馬奶酒般的醇厚鄉約。
熱依扎·阿斯勒汗（右）服務群眾（哈巴河縣委組織部供圖）
熱依扎·阿斯勒汗（左）服務群眾（哈巴河縣委組織部供圖）
熱依扎·阿斯勒汗（右）服務群眾（哈巴河縣委組織部供圖）
熱依扎·阿斯勒汗服務群眾（哈巴河縣委組織部供圖）
